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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出，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知识界的文化自觉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要从整体上认识中国自然概念的源流、涵义和特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追求公共秩序的黄老学，充分发展了老子自成意义的自然。

开始的无从下手和笨拙的勉强、不自然，到后来就有了得心应手和出神入化的自然境界，还会有创造如自然的超级境界。⑩有关这部书的情况，参见沈卫威的《新尔雅：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271、126页。《世说新语·文学》中的一个记载，同范缜和萧子良争论人生是偶然还是必然的问题类似：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中国自然概念的这些涵义和特性主要是在道家和道教思想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佛学和儒学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一过程，随着它成为nature的译语，西方的自然也同中国固有的自然融合了。但河上公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性自然，将自然看成是道性，虽然为道赋予自然之性的新义，并在后来《老子》的解释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两种自然都是实体化的自然。二是指最高的本体——道和道性。林安梧：这需要进一步反思：个体性的建构如何恰当，而不至于异化了。

因为从道的化身出发，要求别人怎么怎么，他自己有一种优越感，而越来越霸道。同时，我也不喜欢说什么这是中国人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那是很无聊的。林安梧：一个人口学家讲过，一对夫妻至少要生2.3个孩子。这类似于现象学还原的态度：不是说你这没意义，而是说要回到你的源始情境之中去理解。

黄玉顺：现在就不是及的问题了。但是我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儒家的社会角色问题。

收入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9页。我想，这样来理解熊十力是准确的，也就是说，他是即心即气这个传统，这构成了他的那套乾元性海的体用哲学，跟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有很大的不同。黄玉顺：我插一句：你说的道的错置与这有关系吧？ 林安梧：道的错置与这有一点关系。儒家是希望从血缘性的自然连结长出人格性的道德连结，而提升到四海之内皆兄弟[50]这样的胸怀。

我们在任何场合下看到的礼仪，它都体现了人际关系，体现了社会规范和制度背景。我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林安梧：我觉得他没讲清楚。在政治上，中国果真是没有法治吗？或者说它是另外一种法制？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律的，不是没有法律的，不是没有法制的，但是这个法制，它不是民主宪政下的法治。

当然，对于大陆来讲，单从GDP、从器物层面来讲，不是问题了，但从政治架构上讲还是问题，这和台湾的情况有些不同。林安梧：有没有考虑，就哲学概念范畴的理解，做一种新的诠释？ 黄玉顺：我就是要做这个工作。

这很有意思，就像白酒一样。我们以近代以来西方某些国家为例，他们至少在观念上是个体主义的。

黄玉顺：确实，我们两人有很多相通的想法，但表达的话语不同。我认为他根本上是个儒者。这样考虑的人，我把他们叫做儒教派（schoolofConfucianreligion），这指的是狭义的儒教。我们还是从生活实情出发。林安梧：就是笛卡儿说的我思故我在。我觉得，建构一个公民社会是需要的。

黄玉顺：我是说，他是很潇洒的。对于人这种群居动物来讲，我们最关注的就是群体生存问题，它表现为社会规范体系的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问题。

像林先生提出的道德思想意图的谬误，我就觉得不准确。黄玉顺：很严重的一个事件，就是同寝室的两个同学，仅仅因为看不惯对方，一方就投毒把对方毒死了。

回到我刚才讲的话题上。我来打个比方，比如一个很平静的水面，我们向中间扔一个石子，它就开始起波澜，这波澜有两个特征：第一，中间的比边上的更强烈，这就是差等之爱。

这里有对话，他除了通过康德学来理解儒学，同时也通过儒学来重新理解康德。话语系统的相容和交汇也是这样，有两种情况。二、关于六经之教 黄玉顺：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考虑。紧接着就讲行而宜之之谓义，这就是强调适宜性，以适宜的方式实现博爱就是义。

林安梧：经我生注是注生我经的再循环。我还有很多考虑，比如还有一个考虑是：儒教这个词，怎么理解？怎么翻译成英语？ 林安梧：Confucianism。

人类总是在问：这些玩意儿是怎么来的？是何以可能的呢？于是乎，我们就去找一个形而上者，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经常做个比喻：筷子跟叉子都是餐具嘛，你不能说叉子才是餐具，筷子不是餐具。

当然，这背后还有更根本的东西，就是礼义，即是正义原则。我觉得，这个问题，中国哲学要参与进去，要好好对谈、思辩，进一步寻出新的路向，开出新的格局。

他的这个说，本身就是爱的显现，而不在乎究竟说的是什么物。这样的形而下、形而上的境界，我称之为自为境界。而《易经》则是一整套神学的东西。因此必须要有的奋斗过程。

（众笑）所以，这件事应该赶快。林安梧：以佛教来讲的话，到了华严、天台、禅宗的整个建构，就是汉人自己长育成的佛教。

那么，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与伦理是什么关系呢？很多哲学家会把道德提升到一个形上的层面，乃至于道德本体论、道德心性论。我的生活儒学，就是试图发现一个更加本源的视域，就是说：不管它是形而下者、还是形而上者——比如宗教的上帝、或者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本体、绝对实体，包括中国式的实体，它们都是存在者，都面临着20世纪思想视域应有的发问：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不仅这样的形而下者、而且这样的形而上者是何以可能的？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我们发现：所有的形而上者都是哲学家的构造（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基本想法），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哲学家，他们居然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形而上者。

从初期——我高中的时候，就接触到蔡老师、蔡师母，就是蔡仁厚先生、杨德英老师，就开始对中国文化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向往，也可以说有一个志向，就是要发扬中国文化。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和你的思路拉在一块儿来讲的，应该只是不同的表述方式。